但是，数据显示，28家创业板企业中有23家背后都有私募股权投资者，但仅有2家外资私募股权机构（华平与英特尔）在其中。面对此次创业板50-60倍之间的发行市盈率，更多的外资PE只能望洋兴叹。

 

        目前，大多数外资PE持有的都是美元基金，而企业如果选择境内上市，美元基金入股会比较麻烦，且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。一位业内人士告诉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，外资PE人民币基金的缺乏正是造成此种局面的重要原因。

 

        如果将眼光拉得更长一些就会发现，创业板一役并不是外资PE失利的唯一一次。

 

        长期以来，外资PE在中国都占据着主导地位，今年他们更是在募资及各种投资活动中频频加码，不过效果并不理想。

 

        “投资中国”统计显示，2009年7月，投资于中国市场的基金共有7只基金完成募集，募集规模9.29亿美元。其中5支为中资基金，募集规模达17亿元（约2.49亿美元），占总募集规模26.8%，而外资募集资金则达6.8亿美元。从投资数量上来看，7月份中资披露17起，数量上大幅超过外资基金数量；但就投资金额来讲，外资为1.21亿美元，中资仅8959万美元，中资仍落后于外资基金。

 

        但对此结果，观察人士还是指出，如果考虑中外资PE经验以及资金充裕程度的巨大差异，这样的状况，外资PE只能算是表现平平。

 

        与此同时，起步稍早的本土PE公司如鼎晖、弘毅以及厚朴以强劲的势头抢走了项目、回报和风光。外资PE想要在人民币基金领域获得预想的成绩显然更难。

 

        政策束缚

 

        “外资PE对于市场特征的了解不如本土PE，许多政策也尚不明朗。”中信建投分析师魏涛向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分析了外资PE目前在中国情况并不乐观的原因。他指出，外资PE具有自己的优势，例如资金充裕、经验丰富等。但关键是，在政策束缚下，这些优势并不能在中国市场完全发挥出来。

 

        两头在外的红筹模式曾一度帮助外资PE在中国市场上玩得风生水起，即境外募集，境外退出，其成本低、速度快，且可以避开内地复杂的审批程序。这种模式的好处是，外资的进入和退出渠道都在国外，整个运作都不用结汇成人民币。

 

        但是，外资创投的境外退出通道却在近几年受到了政策的限制。以2005年1月发布的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即“十一号文”）为序曲，规定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设立公司要到各地外管局报批；以境外公司并购境内资产，要经过国家商务部、发改委与外管局的三道审批。由此，国家对“红筹”上市模式拉开了监管大幕。

 

        2006年9月8日起实施的《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》（即“十号文”）规定，境内企业以外资名义到境内投资或到境外设立公司再返程投资时，需经商务部审批，此类公司要去境外上市，也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。而此前，只需要在证监会备案即可。

 

        外资的运作受此限制，表现一落千丈。

 

        不过，从表面上看，外资PE在中国的发展还是进入过一个“让其欢欣鼓舞的时代”——今年8月，上海的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领域首次向外资开闸。仅8月17日一天，便有四家海外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在浦东获批注册成立人民币基金。

 

        这次政策开闸对一直饱受政策困扰之苦的外资PE而言，无异于救命稻草。

 

        但不得不让外资PE保持清醒的一个事实却是，闸门并未完全开启。

 

        “无疑，在政策上对外资PE的限制仍然存在，上海此次仅仅是开了一个有所保留的‘小闸’。”深圳市孚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司马翔对此直言不讳，而他自己的公司则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公司。

 

        按照上海颁布的《上海市浦东新区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试行办法》，浦东成为国内首个允许外资PE以“股权投资管理企业”身份进行合法登记注册的地区，也是外资PE首次被允许在中国成立人民币基金。

 

        但是这个办法并未解决所有问题。魏涛向记者指出，这些外资设立的人民币基金并不能解决募集资金的问题。

 

        目前，国内人民币基金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仍然是政府，包括各地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、国开行引导基金等，民间资本只占极少的一部分。身为民营创投公司老总的马翔对此深有体会，他告诉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，目前最大的压力就来自资金的募集。

 

        而此问题在外资设立的人民币基金上会同样存在。因为对于“如果外资PE不从中国国内募集资金，能否将外资结汇成人民币来建立基金”这一问题，政策上并没有明确规定。

 

        大器难成

 

        除了资金的筹集，现有的监管政策也为外资PE设置了不少的障碍。

 

        “外资可以投资的行业和领域是有诸多限制的。”马翔指出，更重要的是，上海一地的开闸并不能帮助外资PE在中国形成大气候。

 

        “上海的开闸与当地的发展是有关系的，上海的定位是国际金融中心，那么首先就要成为资金、资产管理中心。另外，设立国际板的设想若要实现，也必然要有外资PE的参与。”马翔指出，这样的政策尺度，在其他地方并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，因此，在最近三五年内，外资PE摆脱政策束缚并非易事。

 

        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，在今年9月底曾有传言称，北京将放开比上海更大的优惠尺度吸引外资PE进入，但时至今日，这个政策仍未明确。“即使北京政策推出，但是能与北京、上海相抗衡的地区还有几个呢？”一位观察人士向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指出。

 

        不谙人情

 

        除了政策束缚的显性限制，对于中国市场“水土不服”则是阻碍外资PE发展的隐性限制。

        

        这也几乎是所有外资行业初来中国都会面临的问题。

 

        “可以说，了解国情，熟悉行事方式以及拥有广泛的人脉，特别是与政府的和谐相处，是目前本土PE最大的优势了。”马翔认为。

 

        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副秘书长刘凌峰此前也曾对媒体表示，在中国，真正掌握大量资金的还是国企，而这些大国企大部分都更乐于自己掌控资金。例如，华宝信托公司就归属宝钢集团旗下。外资PE公司尽管管理模式成熟，但是不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、做事方法、政府人脉，一些大型国企的资金也不大可能交由他们来管理。